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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作為一種高值可回收的再生資源，廢紙行業養活了大量小而散的回收從業者，形成了較長的產業鏈條。在垃圾分類的大背景下，這一局面或將迎來一場變革。 廢紙去哪兒了？ 美好而傷感的畢業季有它不為人知的另一面。7月8日，是清華園內近9000名應屆畢業生離開學校的第一天，也是51歲的秦志華和30余位同事們最忙的一天。 在紫荊公寓，3100名本科畢業生和2200名博士畢業生留下了超過10噸重的書籍、超15噸重的包裝紙、打印紙和報紙，還有無數廢棄衣物與塑料瓶。平均每個畢業生的5斤書、6～7斤廢紙，都要秦志華和同事們分類回收處理。有一年，他甚至在其中專門開辟了“證書”分類，撿到了十幾張畢業證和學位證。 “今年的書算少的，現在學生好多都看電子書了。”秦志華說。這些只是紫荊公寓一個“位置”的量。在他的管理中，清華這樣的“位置”有好幾個：家屬區、教學區、學生公寓南北區等。秦志華是清華校園內負責廢品回收的公司負責人，2005年開始在清華做廢品回收。清華校園占地約6600畝，所有廢品都由他們負責。常常，在清理北部學生區時，南面家屬區就有電話打來。秦志華就拿起對講機，朝著同事喊“南樓有一個”，近的同事就會趕去收。他說，對講機帶芯片，“哪怕你在河南，我吼一聲都能聽見”。 廢品中，最常見的就是廢紙，其中大頭是快遞等包裝盒的廢紙。網購與物流發展下，中國目前每年產生500億單快遞，使用近50億包裝盒。在清華，日均快遞數量過萬，2018年“雙11”間更超5萬件，校內每日平均回收2噸多廢紙板、1噸多書本報紙和文件，涵蓋學生宿舍、食堂、超市、家屬區等等。清華是一個半封閉式校園，有獨立生活配套乃至公共服務體系，也是一個小社會如何運行的縮影。秦志華在其中受校方維托，全權負責回收處理，擁有注冊公司和專業運維人員。 而在校園外，廢紙回收有著更長的環節與更粗放的方式。在北京豐臺區建于2004年的華源一里小區，垃圾分類還未推廣，快遞盒等廢品多被居民放在樓道或扔進垃圾桶，等著保潔員收取分揀。一位保潔員說，他們每天分揀后，會有收廢品的小販專門來收。書本和包裝紙的在收購價均在1元/公斤左右，這每天能帶給她10～20元收入。小區里一個回收小販說，他們每人一天大概能收100多公斤，此后用三輪車將這些廢紙送至就近回收點，分類裝車，然后送往下一站。 下一站是廢紙回收打包站。在寸土寸金的北京，打包站幾乎都在五環外。秦志華將清華的廢紙當天收當天賣，收約1元/公斤，約1.2元/公斤賣至北五環外的海淀區再生資源回收中心，華源一里小區的廢紙幾乎以同樣價格賣到就近回收點，最后送到南六環外。 南六環外大興龐各莊鎮有一個再生資源回收中心。7月11日上午，中心里一個占地3畝地的廢紙打包站正熱火朝天地忙碌著，鳴笛聲與推土機發動機的聲音此起彼伏。露天場地里，3個工人在一堆新拉來的廢紙中間選摘和分揀著紙板，一輛推土機來回開動，把選好的廢紙推至約5米高的打包機履帶上。廢紙隨履帶往上傳遞，一堆一堆凌亂地進去，一捆一捆整齊地出來。打包后的廢紙仿佛被規訓的孩子，呈立體正方形狀整整齊齊地排在一邊。 49歲的王安平習慣了每日5點起、23點睡的日子。他是這個廢紙回收打包站的老板，每天要收購約60噸廢紙——到了打包站，噸就是計量單位。天一亮，就有來自北京南城的各路廢紙小販送貨來。回收站入口是一塊嵌入地面的自動稱重鐵板，車在上面剎住，顯示屏就自動給出每車重量。采訪期間，這里有三輪車、四輪小車、重型卡車出入，還有一位年輕人拿了4本硬皮精裝舊書來，問他：“這4本，給我10塊？”4本書里，有《邊城》《吶喊》和《百年孤獨》。 “書收得不貴，1200～1300元/噸，最貴是報紙。”王安平說，報紙約2600元/噸，收得貴但量不大，量最大的是各類包裝紙板。收來的紙板分為ABC類，最好的是A類紙，也稱黃板紙，約1700～1800/噸，一般是塑料膜雜質含量不超過5%的紙箱，只有一些印刷字體，送到造紙廠后轉化率能到95%以上；B類為混板紙，是帶有一定塑料膜和其他雜質的紙箱，一般是食物禮品等五顏六色的包裝箱，收購價約1200～1300元/噸；C類被稱為“垃圾紙”，雜質多且含水高，質量最差，700～800元/噸。 王安平說，多數紙是被一些定點商販送來的，已分好大類，他所雇3個工人主要負責分揀打包。工人們要將包裝盒上的塑料、填充物或損壞的紙板挑出，“最多的就是塑料帶子”。如果包裝紙上纏塑料帶，造紙廠打紙漿時，塑料可能會粘在過濾網造成機器損壞。經分揀打包后，這些紙會以每噸約漲200元的價格發往天津、河北、山東等地的造紙廠，開始另一次循環。 “中國的廢紙回收和利用，在世界范圍內其實是處于一個比較高的位置。”中國再生資源回收利用協會廢紙分會秘書長唐艷菊說，中國每年回收約5600萬噸廢紙，其中包裝紙瓦楞紙回收利用率達95%以上。廢紙在廢品中屬于高值，由大量進城務工人員及其開設的回收打包站消化了。“比如你到垃圾桶去看，都很難找到箱板紙，他們都通過這些環節被回收分揀了。” 不過有相關數據顯示，中國總體廢紙回收率還沒到50%。據國家規劃，到2020年國內廢紙回收利用率要到50%水平。唐艷菊說，有一定比例的廢紙之所以沒能回收，是因其被污染了，要么與垃圾混裝，要么被過度包裝。目前正大力推行垃圾分類，能幫助進一步提高廢紙回收的質量和數量，乃至重塑行業生態。 小而散的長鏈條 王安平所在的分揀中心是民營的。除廢紙外，這里還分揀廢塑料、廢金屬等，如今貼滿了垃圾分類的宣傳語。一進大門，就能看見一句口號：“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麗。”旁邊的海報則顯示著垃圾分類的步驟和意義：每回收1噸廢紙可造好紙850公斤，節省木材300公斤。 王安平并不關心這些。比起還未完全落地的政策，他關心的問題更現實：地租60萬元/年，工人工資7000～8000元/月，物流成本100元/噸。每年成本支出約300萬元，連年上漲，而廢紙行情卻不是很好，價格呈螺旋式的波動下滑態勢，“一年掙的錢沒租金多”。 廢紙回收的從業者們都記得，2017年的行情最好，甚至瘋狂。那年下半年，出于環保督查整治的壓力，中國禁止進口未經分揀的廢紙，回收紙及紙板被列入禁止名單，這直接導致國內廢紙價格大漲。據報道，那年9月的廢紙到廠均價一度漲至2960元/噸，同比上漲幅度達到139%。 “那時候一天都能賺個幾千上萬的。”王安平說，廢紙價格最瘋狂時，打包站每天都有5～6家紙廠打電話來搶貨，價格就是“海鮮價”，上午漲個4毛，下午就漲個5毛，光差價就能夠為他賺得滿缽收益。然而好景不長，過火的市場形勢導致大家都開始囤貨，庫存積壓，同時北京開始疏解整治，這波“瘋狂的廢紙”漸漸熄滅。 “外廢”（外國廢紙）曾是中國造紙廠的主要原材料之一，地位超過“國廢”（國內廢紙）。而當“外廢”進口受限，國內廢紙價格卻在一波瘋狂后再也沒回到高位，甚至還在下滑。以王安平的黃板紙收購價為例，今年6月初是1700元/噸，6月下旬漲至1850元/噸，而7月初則有下調至1700元/噸。在將進入“雙11”、春節等多個關鍵節點的備貨階段，廢紙價格卻一直上不去。 這里有宏觀經濟形勢的原因，也有自身原因。唐艷菊說，目前國內從事廢紙回收的大多是分散經營的個體戶，缺少具有較大規模化的市場主體，如果廢紙行業各環節常常互相博弈，沒有成規模的企業與契約關系。“所以會隨著市場的波動，或是造紙廠的定價意愿而頻繁變動，主動權完全在造紙廠那邊。”王安平也坦承，定價權在造紙廠，他有一天賺得過萬的時候，也有賠得想哭的時候。 廢紙回收是一個小而散卻有很長鏈條的行業。因門檻低而有價值，吸引大量進城務工人員謀生。有行業人士將這個鏈條比喻為“從兩條腿到三輪車到四輪車”的過程，其每個環節都有利潤存在。目前1公斤的廢紙，從最初保潔員手里的1元賣出，到最后造紙廠買入時可接近2元。 依附于這個長鏈條上的利潤，廢紙回收逐漸發展成了小散亂的形態，多以親戚店、夫妻店的形式存在。“沒有自己把關，這生意做不了。”王安平的打包站就是夫妻店，妻子負責收貨驗貨，兩口子靠此養活一家五口。因為如果不是親戚等“自己人”，外雇的人很難避免在收貨稱重過程中瞞報和吃回扣。“比如工人一塊錢收的1公斤貨，跟你說他一塊五收的，你怎么去查？”在清華做廢品回收的秦志華說，為此他給公司30人多采取底薪加提成的方式，“不能發死工資，不然往死里賠”。 更典型的例子是摻水摻雜，這幾乎存在于每個環節。廢紙吸附力強，摻水能增重，少則30%～50%，多至100%，行內將之稱作“打水”。在一家日收200噸的打包站，我在稱重處貼出的通告看到，書本和紙板混合的每噸扣100元；摻雜與“打水”的，將扣重且每噸扣100元。一堆分揀后的廢紙中，工作人員拿一個水果箱給我看，“這是摻了水泥的”。我一掂量，這個外觀正常的箱子似乎就有2斤多重，來自某家超市，后者售賣水果時靠此加重。 王安平坦承自己曾“打過水”，“行情好的時候才會，正常情況下不會”。那是2017年行情最好時，“幾個造紙廠一天好幾個電話要貨，我一著急就給打了水，不打水根本顧不過來，也賺不了錢，好多都這樣”。因為不這樣做的話，他就會“虧噸”——親人收驗貨，也不能完全杜絕他人摻水。一些是故意，一些是包裝紙此前被做冷藏等易潮用途，送來后一曬就輕了。王安平說，這樣的“虧噸”一天會有好幾百斤。 這些因素都導致“國廢”質量普遍不如“美廢”等外來廢紙。“美國那個廢紙，撕都撕不動的”，王安平去過多次造紙廠，對國外廢紙贊不絕口。“美廢”標準完善，分類細致且統一，分為美廢1號、11號等多種型號，一般用一次就出口，國內廢紙則會用多次，“質量最差的是月餅盒那種包裝紙，一撕就撕開了，摻雜最多”。王安平說，打包站里C類垃圾紙通常會被用作這類包裝，用完后再也不會回收。 唐艷菊說，目前國內行業協會有制定國內廢紙標準，但更多屬于倡導和引導性質的。在實際操作中，每個紙廠都有自己的分類標準。“國內的回收體系導致了其廢紙基本沒有質量約束；國外供應商相對更大更規范，以出口為主，必須得有一定標準才能簽訂長遠協議。” 長鏈條、小而散，這些行業專家詬病的現狀，正迎來一場變革。主導的主角之一是互聯網。王安平所在的分揀中心，就屬于一家以互聯網方式做垃圾分類與再生資源回收的公司，2017入場。更早的入場者，則已在北京落地生根，在五環外經營起廢紙打包站，以“閑豆回收”和“笨哥哥回收”為代表。兩家企業擬通過互聯網手段縮短這個長鏈條，屬業內較大企業。 以“閑豆回收”為例，其運營模式是靠終端APP直接對接超市、寫字樓等企業（B端）客戶，招聘自營人員上門回收，然后送至自營分揀中心與打包站，打包后賣給造紙廠賺取利潤。因省掉很多中間環節，其毛利較高。“比如我0.9元/公斤收過來的紙，賣給造紙廠能賣2元/公斤。”閑豆回收創始人兼CEO方浩說，這毛利能覆蓋運營與物流成本，“這更多的是一個轉嫁服務差價的模式”。 “笨哥哥”模式與之類似，不過在回收人員上更多采取分包模式。兩家公司解決行業鏈中的摻雜作假方式都是靠信息化和系統化的技術手段，比如員工收貨時的重量與價格都會直接傳遞到物聯網系統，每個貨源都有二維碼可追溯查詢貨源和經手人，在很大程度上杜絕了中間環節很多謀利的可能性。 不過，目前的行業生態仍不易撼動。兩家企業做了三四年，目前在全國超千億、北京地區超60億元的市場規模中，兩家企業過億元的營收所占據市場份額還很小，不到10%。“笨哥哥回收”CEO方軼奇說，最初在地推時會遇到很多阻礙，很多回收人員文化層次不高，要讓他們理解互聯網思維有難度，“這個行業，一定是最后才被互聯網改變的行業”。 這些都與秦志華無關，由于是學校合作伙伴，他暫時不用擔心互聯網在校內跑馬圈地。甚至就連廢紙價格的大起大落，他也不太放在心上——處在鏈條的前端，他不用擔心利潤被此后的種種環節吞噬，每公斤固定賺取2毛錢差價利潤。真正讓他感受到危機的，是垃圾分類。 垃圾分類后，規范化與規模化 2018年，清華大學所處的清華園街道開始推動垃圾分類，與某環保科技公司 作，采用當下頗流行的“積分換禮物”的方式在旗下9個社區推行，其中包括校內家屬區。這導致了秦志華所收的貨源有所減少。垃圾分類推動后，他所收廢紙量下降約10%左右。 前段時間，街道相關負責人來找他，提出雙方合作，整合收編他旗下的人員，統一整個街道的垃圾分類和廢品回收業務，“來分這塊蛋糕”。秦志華很氣憤，把對方罵了回去。他說其中一個原因是對方沒有相應從業資質和營業執照，后者則是專業廢品回收需要的。 秦志華的公司有執照和資質，但這只是個例。而在北京乃至全國，大量廢品回收者乃至中小型打包站都以無證經營的形式存在著。王安平坦承，他的打包站沒有營業執照，員工沒有社保，開稅票都需要走天津的一些公司。他以員工的名義掛在分揀中心所屬的公司旗下，每年繳納場地租金。 “垃圾分類，目前對我來說沒啥影響。”王安平覺得，即使垃圾分了類，廢紙也得往他這樣的后端回收與打包站送。場地租金過高，現階段才真正讓他頭疼。他打算最近去房山區考察，“聽說那里只要一畝地幾萬”。 唐艷菊說，垃圾分類對行業的影響對將不僅體現在前端，還有后端，只是短期內很多人還看不到。“現在垃圾分類主要是通過政府購買服務，企業會拿到一定年限的經營權。在此期限內，企業不僅要做前端垃圾分類，還要進行后端回收體系建設。后者的建設是非常專業的，需要行業基礎和渠道優勢，政府不可能將其委托給沒有營業資質的后端小打包站去完成。” 唐艷菊表示，未來一段時期內，中國廢紙回收利用行業都將呈持續發展狀態，需要改變目前廢紙行業分散混亂的狀態和秩序，走規范化和規模化的道路。這一點，她和協會多年前就開始在不同場合呼吁，“垃圾分類正好是一個契機，去推動這個變革”。 “閑豆回收”已在這個領域謀劃，目前在跟一些地方政府談合作，擬承包一個地區的廢品回收和利用，為政府提供整套的廢品回收解決一體化方案。“比如我直接打包北京的豐臺區，而不是一個小區一個小區地去推。”閑豆回收CEO方浩說，他們打算將業務自上而下地從B端往C端推。去年，他們拿到了億元級C輪融資，將主要來推動這事。 這似乎正成為一個趨勢：回收體系中后端有實力的企業，正逐步向前端延伸，B端正向C端延伸。2018年，“小黃狗環保科技公司”將“笨哥哥回收”收購，前者原本是C端智能垃圾分類的，后者則直接對接B端廢品回收。“笨哥哥”CEO方軼奇說，之前是前者將垃圾分類后的廢品賣給他們，后來雙方都覺得可以合作打造一個完整的產業鏈，所以達成了意向。 從B到C、從后端到前端的延伸，離不開垃圾分類的大趨勢。方浩說，創業之初他們“踩過很多坑”。最早是從C端切入，上門回收居民廢品，結果發現難度很大，成本算不過來：小區的廢品小販會攔著，物業也不讓人進，門禁則會再卡一道。“這些時間都是成本，等你好不容易突破重圍上門，卻發現用戶等不了出門了。”方浩說，“如今在垃圾分類大背景下，至少物業肯定不會卡你了。” 另一個大背景是“兩網融合”，即垃圾分類與再生資源回收兩個系統網絡的有機融合，北京、上海兩地都啟動相關工作，也主要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引入企業做。唐艷菊說：“兩網融合要求委托企業直接在前端的社區分類進行承接，可以直接在源頭實現垃圾減量。因為垃圾分類越細，再生資源的品質和回收效率就越有保證。” 這也可以解釋，清華園街道及其合作企業為何會找到秦志華，提出合作收編其回收人員，統一做清華園的垃圾分類和廢品回收。秦志華不以為然，“垃圾分類，說白了主要就是把廚余垃圾分離出來，這也沒什么難度，技術含量與跟專業化的回收不一樣。一個是政府行為，一個是完全市場化行為，不是一回事兒”。 秦志華的合同三年一簽，目前還剩一年多。目前形勢下，他也不清楚合同到期后校方是否會轉包他人。早在三年前清華園開始推廣垃圾分類時，他就預感到形勢不對，開始為轉型做準備。如今，他在校內開了水果與奶茶店，還有理發店。“一年后讓做就做，不讓做就轉型。” 王安平沒有轉型的想法，但他也感到了日子不好過。在北京疏解整治的大背景下，近兩年他搬了三次，2017年那場大火后直接停了好幾月，很多同行此后轉行。他的場地越搬越遠，條件還越差。如今這個場地沒有頂棚，一下雨紙就會被浸濕，貨源也會減少。據統計，2014年，北京一度有約300個廢品回收和打包站，從業人員30萬，達歷史峰值。如今很多人估計，北京廢品回收站只剩100余個。 唐艷菊說，按照規范化與規模化的要求，未來北京回收體系將發生重大變化。目前看有兩大趨勢：其一，每個區可能會建設相對應的大型回收打包站，逐漸規范成為正規回收企業，并向全品類發展；其二，前端將逐步規范，廢紙行業格局變化，回收站與造紙廠的關系變得平等，廢紙市場形成良性循環。 為了規避場地風險，“閑豆回收”一直租用國營分揀中心場地，目前在京有3個點，其中包括五環內唯一的大型國營打包站華京源再生資源分揀中心。在這里，一個占地面積約5000平方米的場地年租金就過百萬元。他們場內工作人員著裝統一，配備20余輛自營車輛，均為是型號統一的小型廂式貨車，每天進出，收取B端貨源。與之相鄰的，是一個日均100～200噸貨量的傳統打包站，忙碌地收著各類車型拉來的廢紙，對比鮮明。 去年，王安平的一個場地也是這樣，與是某互聯網企業的回收打包站做了鄰居。王安平每日看著他們車進車出，琢磨過其前景。“他們做不起來的，需要大量資金往里走，也需要自己人。” （文中秦志華、王安平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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